2016年11月11日 星期五

一篇觸動北京底線的文章




一篇觸動北京底線的文章

香港大學是下文所說的「港共」提供大量公帑,支助和津貼的高等學府,它浪費大量金錢培養了一小撮把持了學生會的「天子門生,他們「食碗面反碗底」在學生會刊物,登了一篇「港獨宣言」,用上「香港青年時代宣言」為題,看來是羞辱了「香港青年」這四個字。文章內不單挑戰北京對香港管治主權,同樣亦挑戰北京有關「分裂國家」的底線。現時形勢港獨、自决抬頭,有組織有計劃地打進了立法會佔了多個議席,可惜是「一朝得志、語無論次」,攪出了個宣誓風波,北京則順勢藉此時機對香港司法、法治和政治環境全面監控。老雨檔存這篇近年,當此篇面世,只是由特首指出港獨禍患,但老雨開始隱約覺得特區政府與北京,開始作具體的政治、民生分工。特區政府專注民生經濟,減小與泛民在政治上磨擦爭拗,但凡政治紛爭,北京政府先開腔表態,如果說香港「法治已死」也不為過甚(筆者註:是法治不是司法,這點另文再說)。只要留心細讀這篇「港獨宣言」,便和道它如何觸動北京的神經,加强對香港管治。


《我們的二零四七》  2016313
    
本土民主前線梁天琦於其新界東補選政綱提出,及早商討二零四七後的二次前途談判問題,並以公投為終極目標。另一邊廂,黃之鋒接受《紐約時報》訪問,提出將籌組新政黨參選九月立法會選舉,以十年時間推動前途自決公投。


二次前途問題,將由我們這一代人,正式帶入香港人的視野。

回望八十年代的一次前途談判,我們仍未出生,只能回首歷史的剪影,尋找今日香港落得如斯田地的前世今生。1971年,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行使中國代表權,翌年即要求把香港剔出殖民地名單。從此,香港人失去了聯合國賦予殖民地人民的自決權。時任兩局議員鍾士元在其回憶錄憶述,他與鄧蓮如、利國偉在1984年六會晤鄧小平。鄧小平劈頭聲明,香港前途問題只會由中英雙方解決,所謂的三腳凳,沒有三腳,只有兩腳。自此,香港人無緣決定自己的命運,只能聽天由命。一九八四年,趙紫陽與戴卓爾簽訂《中英聯合聲明》,決定了在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後,香港的主權將正式移交予中國。香港,正式進入十四年的過渡期。


曾經,我們選擇相信中國,她卻沒有信守承諾。八十年代,民主黨的前身匯點大力推動「民主回歸論」,押注中共將走向改革之途,香港亦會如願獲得民主。八九年六四屠城沒有動搖匯點一顆愛中國的心,以及對民主回歸的昐望。然而,歷史沒有如匯點所願,當下的中共政權比八十年代更保守更集權;香港人,由零七零八等到二零一二,再等到二零一七,等到民主夢醒。昨日的匯點,演變成今日的泛民主派,仍然盤據於議會,更新速度緩慢,比方說一九九一年開始擔任議員的劉慧卿現時仍有席位。泛民主派掌控著反對派的資源與話語權,妄圖領導下一波的前途談判,使其政黨得以生存,延續其政治影響力。將嚴重妨礙我們前進的步伐。泛民主派不了解當下中國,對極權仍抱留自由化的依戀與想像,對中國總有一天會走向民主深信不疑,這是歷史留給他們的盲點。他們無力回應急速冒起的本土思潮,對於社會運動的抗爭想像欠奉,高舉絕對和平的態度,當有人嘗試以勇武抗爭打破困局時,他們則譴責勇武抗爭的群眾,急於切割,置弱小如雞蛋的我們於不顧。在選舉前夕,卻又叫我們以大局為重。我們不禁無奈,為何帶領過去三十年民主運動的人目光如豆,眼中只有選票,毫無對於香港未來的新想像。對於泛民主派已不屬於這個沒有民主回歸落幕的時代。


二零一四年,我們不用再翻看文獻或電視錄影,因為我們就在現場。我們佔領馬路,被警棍打得皮傷肉綻。雨傘革命是我們最力竭聲嘶的吶喊,我們天真以為灑在金鐘、旺角的汗水可以換來一點成果,事實卻非如此。雨傘革命的失敗不單在於革命自身,亦在於民主回歸論。經此一役,我們深知,民主運動的時代已然過去,迎來的是更難熬的反威權統治年代。二零一六年初,警察違例開槍示警,群眾擲磚負隅頑抗,場面怵目驚心,卻可能是新抗爭模式的序幕。


一切,都只因我們不甘為奴。

《中英聯合聲明》中五十年不變的承諾在二零四七年屆滿。香港的命運再次成為未知數,究竟是獨立成國,維持現狀,還是成為中國城市,現時社會鮮有觸及。二零四七年說來遙遠,然而香港人早在七十年代未已開始討論九七的問題,觀乎現時香港赤化之快之急,我們現在已需要著手準備二次前途問題,增加談判桌上的籌碼。就二次前途問題,我們有以下訴求:

一、香港成為受聯合國認可的獨立主權國家;
二、建立民主政府;
三、全民制訂香港憲法。

港共政府早已淪為中共的傀儡,她的施政盲目傾斜於中共,削弱香港的自治能力,無理發展新界東北,無視高鐵無止境超支,配合中共前海規劃,施政報告變「一帶一路報告」。即使在硬件上香港尚未有獨立的條件,或中國經濟持續強勢,但能否獨立並非我們的主要考量,重點是香港應否獨立。我們渴望守護粵語正體字、如郵筒的歷史印記、獨立莊嚴的司法制度、香港獨有的人文風貌社會生態,還有建立以香港利益為依歸的民主政府。這些訴求不是源於仇恨,而是來自每一顆渴望自由的心靈。爭取獨立固然不是朝夕之事,此刻我們僅在開端,常有大中華主義者聲言要支援中國民主化運動,因為中國沒民主,香港亦難有,然而推動中國民主化,難道比獨立建國來的容易嗎?絕對不是。


基本法縱是一國兩制的基礎,卻從未獲得香港人授權,其解釋權落在中共手中,則中共可根據其政治議程任意詮譯基本法。即使我們意欲修改基本法,先是需要全體立法會議員及全國港區人大三分之二通過,再提案人大常委會,最終決定權屬於全國人大。此門檻縱然在憲制上非無可能,但實際上除了中共屬意的條文外,根本沒有其他修改有望通過。當中國跨境擄走李波,顯然違反基本法的時候,我們卻毫無還擊之架。所謂基本法所保障的一國兩制,其實非常脆弱,在赤色紅潮滾滾襲來之際,我們所謂的保障,實在形同虛設。有破則有立,否定基本法後,下一步就是自行制訂香港的憲法。基於現實政治的限制,全民制憲的結果未能成為成文法規,然而它卻是香港人共同參與所得出的結果,有堅實的民意支撐,象徵著我們的願景與自立的決心,為香港未來的憲制框架奠下基礎。


我們深知,獨立路且遙且艱,不是一代人的努力所能達到。我們需要攻佔社會上每一個陣地、街頭、議會、商界、工會、媒體、文化界,缺一不可。不論是議會席位,還是本地文學,都是我們爭取獨立的資本。加泰隆尼亞經歷長達三百年的奮鬥以後,在去年十一月在國會通過啟動獨立程序,在十八個月內實現獨立,我們在旁固然一臉豔羡,卻不能忘記加泰隆尼亞人為之所付出的血汗。在三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中,獨裁者佛朗哥高壓統治加泰隆尼亞,本土文化禁絕,只能在地下傳播,一度使加泰隆尼亞暗無天日。然而後來獨立運動得以快速復甦,所依靠的正是大力推廣加泰語,重建加泰隆尼亞人的民族榮譽感。香港的粵語文化在八十年代風靡亞洲,足證香港地方雖少,卻有能力建立內涵豐富的文化體系。這些資本不僅志於安撫心靈,更是振聾發聵的必要根基。


香港土地會再一次面對產權誰屬的問題, 以及跨越二零四七的信貸危機,再次印證開展二次前途談判的迫切需要。在談判到來之前,我們要爭取人心。中共統戰年輕人失敗,獨立思想勢必一去不返,在中共橫蠻無理的壓迫之下,本土思潮日益壯大,隨著我們與中國的關係遠不如我們父母輩緊密,借用台灣學者林泉忠的見解,下一代的香港人將成為香港「天然獨」,與生俱來帶有濃厚的單純香港人身份認同,反對港共靠攏中共,支持香港應有獨立建國的權利。不如我們,他們不需要自行摸索自己的身分認同,也不會陷入困擾我們成長的雙重身份矛盾。他們將為獨立運動注入能量,成為我們的堅實盟友。



我們從來沒有卑躬屈膝的選項。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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